明思宗朱由检(1611-1644年),是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也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他的祖父是著名的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时间最长),父亲是明光宗朱常洛(在位一个月,时间最短),哥哥是明熹宗朱由校(在位七年)。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即皇帝位;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

  崇祯皇帝从一开始就立志要当明君,且具有明朝皇帝中难得的勤政、节俭品质,为什么却成为之君?

  崇祯皇帝不能说是昏君,反而有许多明君品质。他从即位之初就立志要当明君,并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他不迩声色,勤于政务,崇尚节俭,勇于认错,他也有许多被士民认可的明君言行。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一个放在和平时代可为守成之君的皇帝,错位到了乱世危难之时,却成为了之君?

  影视作品中的崇祯皇帝

  缺失储君教育,缺少辅佐人才,是崇祯皇帝无法迅速且正确掌控朝政的重要原因。

  在明朝历史上,崇祯皇帝是第四位由藩王继统的皇帝。他没有乘国家危难之机上位且得到贤能之臣辅佐的景泰帝那样的幸运,也没有以聪明、权谋著称的嘉靖皇帝那样的能力,更没有通过“靖难之役”夺位的成祖皇帝那样的雄才伟略。他最初只是一个不被重视的皇太子非嫡非长的儿子,后来其兄当上了皇帝,又成为一个即将就国之藩的亲王,只是由于熹宗意外早亡且无子,这才侥幸得以登基为帝。

  由于朱常洛不受万历皇帝的待见,朱常洛和朱由校、朱由检兄弟俩在皇宫内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朱常洛出阁就学时间比较晚,而他的两个儿子都没有接受太多正规系统的教育。由于朱由校、朱由检兄弟俩都是仓促继位,基础教育都还没有妥善安排,更不用说安排储君教育和辅臣了。父子三人之所以能够相继当上皇帝,得益东林党大臣的大力支持。但是,天启皇帝比较早就看清了东林党只会空谈不会办实事的本质,推出魏忠贤对抗东林党,很快稳住了局势,而崇祯皇帝则正好相反,即位后很快灭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自剪东厂锦衣卫势力,使得东林党“众正盈朝”。

  这说明,崇祯皇帝一心只想着依据儒家正统观念行事,而不是根据掌控朝廷局势的需要而去实施平衡。一旦东林党或者其他党派一家独大,光靠更换首辅、阁臣及其他大臣,解决不了问题。这是缺失储君教育的后果。

  崇祯朝十七年,从始至终,崇祯皇帝似乎都没有遇到真正君臣相得益彰的重臣,以至十七年间用了五十个内阁辅臣,换了十九任首辅。担任首辅较长时间的周延儒(两任约五年)、温体仁(四年),两者却都是为人佞,玩弄权谋,一味媚上,怀私植党,误国覆邦的臣。周延儒还是一个受东林党、复社遥控指挥的人,成为罕见的因为谎报奏捷而被赐自缢而死的首辅。这是缺少辅佐人才的必然结果。没有经历时期储君与辅臣的相处相知相得,如何建立互信?这也是崇祯皇帝自缢而亡时,念念不忘都要在衣襟上写下“皆诸臣误朕”的根本原因。

  帝崩于万岁山,王承恩从死。御书衣襟曰:“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无伤百姓一人。”

  ——《明史》卷二十四 本纪第二十四

  崇祯皇帝殉难处

  多疑不善断,刚愎而自用,是导致君臣多离心、决策常失误的重要原因。

  崇祯皇帝肯定是多疑的,而且是猜疑与盲信并存。但是,崇祯多疑与明朝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明朝另有其因。皇帝本就是孤家寡人,可以说,多疑是皇帝的心理本能和必备属性。这本属正常,谁坐在那个位子上,都免不了多疑。

  韩非子的学说,是帝王的必修课。对于臣下,韩非子认为君主要去“五蠹”,防“八”(《韩非子•五蠹》《韩非子•八》)。这明明白白告诉君主,对臣下就是要多疑,多加防备,时时警惕,以防大权旁落,导致亡君。

  但是,崇祯皇帝的多疑表现尤甚,这与崇祯皇帝的特殊际遇有很大关系。童年影、藩王上位、乱世时局是崇祯皇帝多疑性格形成的三大因素。

  一是童年影。我们知道,崇祯皇帝幼年即丧母,年少时宫中生活又备受歧视,长辈关爱缺失,这是崇祯皇帝形成猜忌多疑、刚愎自用性格的重要原因。

  二是藩王上位。崇祯的皇位可以说是捡来的,属于非正常上位。所有的藩王上位,几乎都带有天然的危险性,主要是因为缺少储君教育、缺乏宫中支持和朝中支撑。没有根基的皇帝,自然是危机重重,心存猜疑。崇祯正式以嗣皇帝的名义进入宫中,采取了最保险的措施:自带干粮和饮水,不敢食用宫中的任何饮食。这一事例充分说明,崇祯皇帝当时宫中无人,疑心病大发。

  三是乱世时局。明末之时,生态由于皇帝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以及党争激烈,已经遭到严重破坏,且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已经不足以应对天灾和平乱平叛的额外需求,天灾频发和军事不断失利的现实无不呈现乱世的局面。乱世需用重典,乱世呼唤,乱世需要放权,这些问题和挑战无不摆在作为皇帝的崇祯面前。错综复杂的局面,每一个选择都是一次严峻考验,这无疑加重了皇帝的疑心病。举一个例子,“己巳之变”的时候,袁崇焕要求关宁军入城,作为皇帝让不让进城?肯定是不让呀,一是没有这样的规矩,二是边军入城,皇帝的生死和大权肯定面临危险境地,其结果要么朝廷被胁迫与清朝签下城下之盟,要么皇帝权力被架空,要么改朝换代。

  从某种意义上说,勤政也是皇帝多疑心理的一种表现。崇祯皇帝的勤政,除了因为皇帝的责任感、事业心、权力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多疑。

  正是因为崇祯皇帝多疑不善断,刚愎而自用,才导致君臣多离心、决策常失误,从而错失了多位干臣和多次救亡的机会。

  明十三陵——思陵

  明朝不在于崇祯皇帝的多疑,也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原因所致,而是诸因迸发的结果。

  一般而言,多疑不会导致,毕竟绝大多数的皇帝都是多疑的。因此,崇祯多疑与明朝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多疑不是导致崇祯无法控制朝局以致最终明朝的根本原因。

  明朝,崇祯皇帝作为掌舵者自然要负相当部分的责任。但崇祯的诸多失误,并最终成为之君,主要不是因为其多疑,而是猜疑与盲信并存。他的性格就是一个矛盾体。在上,崇祯皇帝偏信东林党大臣,即位后很快清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并自剪东厂锦衣卫势力,使得东林党一家独大,朝局失去平衡。在朝臣中,偏听偏信周延儒、温体仁等怀私植党、误国覆邦的臣。在辽东问题上,盲目听信袁崇焕的忽悠,在大而无当的宁锦防线极大地消耗了财力、军力,以致整体军事部署出现失衡,即使在袁崇焕出现私自议和、卖粮资敌、矫诏帅的情况下仍然不改信重。后来又出现了对杨嗣昌的盲目信任,自己却和战不定,导致卢象升在巨鹿战死。到了最后的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向北京,崇祯皇帝仍然心存幻想相信吴三桂等军阀会及时勤王,而不是下决心南迁以图恢复。

  崇祯通宝

  明朝,不是因为崇祯的多疑,也不是因为崇祯的失德,而是由于崇祯的猜疑、盲信并存导致的摇摆不定和刚愎自用;不是某一个皇帝或者大臣、将领造成的,也不是简单一个李自成等起义者多么能征善战或者皇太极等反叛者多么雄才伟略,而是许许多多这样的关键人物不同选择而造成的综合结果;不是简单地归因于农民的起义,也不是单纯由于清朝的崛起,而是天灾的叠加效应和、经济、军事问题的积重难返。

  一个大国的灭亡,不大可能因为某一个简单的原因、某一个人的责任一下子就崩溃了。总之,明朝正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困难时期,是诸因迸发导致的结果。终其一朝,崇祯皇帝都无法解决小冰河时期天灾压力下的财政危机(缺钱、缺钱、缺钱,重要的事件说三遍)、危机(党争、贪腐)和内忧(流寇)外患(建虏)。

  《韩非子》

  《韩非子•亡征》在归纳了众多亡征之后是这样总结的:

  亡征者,非曰必亡,言其可亡也。夫两尧不能相王,两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机,必其治乱,其强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万乘之主,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其兼天下不难矣。

  明朝进入崇祯时期,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正如《韩非子•亡征》中所总结分析的那样,“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虽有亡征却非必亡。真正的问题在于,此时的明朝没有一个“有能服术行法以为亡征之君风雨者”,以至无力度过天灾叠加、各种问题频发的疾风骤雨一样的困难时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缺少一个或为皇帝或为重臣的强力者,没有这样一个力挽狂澜的伟大人物,明亡就是必然的。

  崇祯皇帝治国决策存在的四大主要问题

  崇祯皇帝对大明的国情和面临的问题没有准确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许多决策常常事与愿违,无法切中要害。

  闯王李自成

  崇祯初年,崇祯皇帝就批准推出了精简驿站,不说让下岗人员李自成发展成为大明的掘墓人的巧合,就是为了保证通讯政令畅通都不能仅仅为了节省经费而裁撤驿站,而应该是借鉴张居正当年驿站时那样通过申严制度防止官员滥用驿站。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削弱了东厂锦衣卫的力量,造成耳目失灵,使得政情、军情、民情的信息来源变得单一,几乎全部依赖朝中大臣和地方官员、军中将领。不能及时掌握实情,就无法做出正确判断,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就无法得到保证。这也是崇祯皇帝多疑善变、决策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锦衣卫

  崇祯皇帝往往分不清敌我关系或者敌人的轻重缓急。

  崇祯皇帝对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不能从本质上看清看透。在明朝的特殊背景下,所谓“阉党”,其实就是皇帝控制下的走狗和奴才,而东厂锦衣卫就是皇帝的耳目和锏,都是皇帝需要掌握和团结的“朋友”。大臣虽然不是敌人,却是皇帝日常需要面对、依靠、妥协甚至征服的对手。一个好的皇帝,必须把控好平衡,使得各方势力势均力敌。流寇是内敌,需要剿抚并用,尽快消灭或者化敌为用,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建虏是外敌,也是大敌,需要团结盟友共同面对,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在敌友方面的判断和应对,崇祯皇帝往往出现失误。

  崇祯皇帝的价值取向、用人原则和是非标准,从始至终都是老一套,不知因时而变,不会因地制宜。

  比如,崇祯皇帝不认同毛文龙游击战的策略,认为东江镇没有什么牵制之功。崇祯皇帝对毛文龙没有给予重视和支持,事实上也是袁崇焕敢于无视规则和程序动手矫诏帅的一个前提。其结果,使得天启时期曾经发挥了重要牵制作用的东江镇,不成其功反成其害。

  比如,崇祯皇帝终其一朝仍然是科举选才,重要大臣任用也是沿用旧制,不知道如何突破常规选拔贤能实干的人才。同时,对已经有了突出表现的忠贞能臣(卢象升、杨嗣昌、洪承畴、孙传庭等)也无法做到放心任用和必要保护。如果崇祯皇帝知道后来南明之时阎应元、李定国的抗清事迹,估计会大吃一惊,大呼“高手在民间”。

  抗清英雄阎应元

  崇祯皇帝经常出现战略和政策的摇摆,无法在战略上保持坚定性,总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实际上,明朝从太祖时始就一直坚持“攘外者必先安内”的基本战略和政策。明初洪武六年九月,“上命兵部臣曰,攘外者所以安内,练兵者所以卫民”。明朝中前期,面对蒙古瓦剌人的进扰,名臣于谦在《急处粮运以实重边以保盛业疏》提到:“臣等看议得,强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隆万时期,张居正,同样主张“欲攘外者必先安内”,“民安邦固”。

  到了崇祯末期,面对内忧外患的时局,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之策农民军,同样主张“安内方可攘外”的战略,力主与清议和。崇祯皇帝却和战不定,结果卢象升在河北巨鹿战死,并于崇祯十一年命洪承畴、孙传庭率军入卫京师,结果造成农民军抚了又反,剿了又起。之后,更是不顾实力对比,发动了赌国运的“松锦之战”,朝廷却又在后方催促求战瞎指挥,终于使大明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明太祖朱元璋塑像

  总之,崇祯皇帝是在错误的时间登上了皇位的勤政之君、之君。